吉田憲司先生是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人類學系教授，他寫了許多的著作和文章，其中二篇即為「當代日本文明史中的「Tohaku」和「Minpaku」：現代日本收藏博物館」（收錄在當代世界日本文明史XVII：收藏品與展示品，人種學研究五十四，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二○○一）、「重新展現非洲：「其他文化意象」的展示」（收錄在重寫非洲：重生與崩垮，JCAS研討會系列十四，亞洲研究日本中心，二○○一）。
日本民眾普遍認為伊勢神宮（一個傳統聖地）是列為世界遺產候選名單理想的地點，但它並沒有在入選名單中，這個現象說明了世界文化遺產概念的特徵。聖地的主要建築根據相同的模型與技術重建而成，但一個建築在一千二百年後，每二十年就有一些新的材料參雜上去。原建築為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產物，但重建所使用的材料卻只有廿年，甚至更短。如果我們用線性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世界遺產名單採用的方法)，那麼聖地就是一處新穎與不真實的地方。然而，重建工作的過程、技術與做法的知識在這一千二百多年間卻是不斷的傳承著，因此也被稱為「文化遺產」，或者更確切一點的說「無形文化遺產」。
在這情況下，採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一次會議所制訂的【無形文化遺產保存公約】是非常適切的。這個公約說明了在人類史上，國際間意識到無形文化遺產的重要性。這個公約同時在實行措施上也躍進了一步，即它允許修定南北遺產認知、文化與自然遺產間的不平衡。例如，在世界遺產名單中的七百五十四個遺產中，只有六十九處位於非洲下撒哈拉（subsaharienne）。在這六十九處遺產中，有卅處為自然遺產，廿九處文化遺產，其中有五處是兼具二者的複合遺產。這個數據和普遍趨勢有著明顯的落差：事實上，在這七百五十四個世界遺址中，大多為文化遺址（五百八十二處）。不消多說，非洲是個文化與文明蘊含豐富的陸地。因此沒有理由忽視非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不論有形或無形。
無形文化遺產的概念
根據【無形文化遺產保存公約】，「無形文化遺產」意指「社區（communauté）、社群（groupes）或個人（如有必要）視之為其文化遺產一部分的習俗、表徵（représentation）、表達（expression）、知識（connnaissance）、技能（savoir-faire），還有和上述結合的工具、物件、人造物和文化空間。」此公約同時說明「依據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歷史及自然的相互影響，世代相傳的無形文化遺產得以由社區（communauté）與社群（groupes）」永續重建，並為他們帶來一種身份和傳承（continuité）的認同。因此這份【公約】致力於促進人們對人類創造性（créativité humaine）與文化多樣性的尊重」。無形文化遺產特別表現在「口述的傳統與習語（在其中包含了如無形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藝術表演，社會、慶典、儀式的習俗，關於自然與宇宙的知識與習俗，最後關於傳統手工藝的技能」。無形文化遺產甚至可說是人類存在的基礎。它呈現出人類傳承的知識麕集，也因為這些知識，在社會相互影響的演進中，人們身份認同的意識也得以永續建構與再建構。儘管知識麕集帶來傳承的意識，但它不斷地在變化，如同我們的生活。它永遠是動態的形式。在知識或無形文化遺產動態麕集被否決起，無形文化遺產的概念也同樣被否定。在這個意義上，無形文化遺產的「保存」不像固定和不變狀態的遺產維護。保存工作應確保無形文化遺產的動態麕集。
無形文化遺產傳承中博物館的角色
博物館一直以來都被視為一個過去文化產物展示、保護和保存的地方。在這個觀點上，很難想像博物館為無形文化遺產保存的努力。儘管如此，博物館不只是一個文化物件遺產保藏的地方，也是一個專門創作與傳承無形文化遺產的所在。
近幾年，在全世界人民(包含原住民)中，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潮流，自此以後，人們開始計劃建立一些博物館，希望在其展覽中表現自身特有的文化。自十九世紀中葉起(這時一些歐洲國家己陸陸續續設立民族學博物館)，自從和這些博物館相關的保存者或研究者在當地獲得特有的知識和研究成果時，他們通常己收藏了一些文物，並舉辦了一些展覽。因此，博物館只要決定什麼文物需要保存或展示。直到最近，在人種學展覽中，最普遍的趨勢是強調陌生文化的特殊性，而較忽略和其他人類文化相似的文化構件。人們為了展示其特有文化而建立博物館和舉辦展覽的想法，只是為文化擁有者獲得展示其特有文化權利的行動。
這個行動使世界文化博物館在他們的展覽中，加入特有文化的展示。世界重要的博物館也舉辦愈來愈多和與該項被展示的文化的所代表的人或是物相互結合，並給予他們可以展現其所有文化的機會。
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在二○○四年一月八日至十五日期間，有一個名為「阿伊努人的信息：手工藝品及精神」的展覽。這個展覽由我們的博物館和阿伊努文化促進研究基金會共同策劃。這是阿伊努文化第一次在日本巡迴展出，在這個展覽中，阿伊努人（日本北海道的原住民）也參與其中，在國家博物館展示他們特有的文化。博物館中，某些文物收藏品的展示，並非針對阿伊努與過去時代的纏綿關係，反而是闡述他們當代行為活動和創作者的驕傲。開幕那天和每個週末，都有舞蹈表演、由匠師和作坊人員展示阿伊努手工藝品。這個展覽正是阿伊努人向大眾和全世界傳遞「信息」的大好機會。針對參與此計劃的阿伊努藝術家和保存者，這個舉動無疑是幫助人民重建身份認同的方法。
Potlach的寶藏
如果我們要在博物館中，闡明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的報告，最好是詳述衛伯斯特女士（Gloria Webster）的歷史，這是原住民文化世界運動中重要的人物。衛伯斯特女士出生在警報灣（Alert Bay）的夸夸卡瓦克（Kwakwaka’wakw）聚落（警報灣位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西南方），在歸返potlach寶藏中，她所扮演的角色使她一夕成名。這些寶藏使他父親克蘭姆（Dan Cranmer）被加拿大政府剝奪了他的財富。
一九二一年，克蘭姆在他家舉辦了一場potlach，這是在此地最重要卻沒組織的典禮。potlach 是一個儀式，通常在人生重要的時刻、誔生、婚禮、葬禮、繼承或登基社會最高職位時舉行，為的是在舞蹈中展示自家的財富和送給賓客精美的禮物。在這個時代，加拿大政府認為potlach像是個只在浪費金錢的「野蠻」習俗，並試圖廢除這個儀式。克蘭姆被逮補並被判有罪，罰則是被關或將在儀式上所有的花費繳交國庫。面對這樣的困境，克蘭姆最後決定放棄他所有的財產。因此，夸夸卡瓦克無以計算的寶藏最後落入政府的口袋，夸夸卡瓦克的寶藏特別是面具、雕刻和覆蓋物（couverture）。就算克蘭姆先生失去這些寶藏，但他還是堅定的做了這個決定，因為如果他的人民擁有製造這些珍貴物品的必要技能和知識，那麼夸夸卡瓦克的傳統在將來的世代中或許能傳承下去。因此，警報灣的居民在這個被政府廢除的儀式後，重新製造面具和覆蓋物。充公的寶藏當時置放在渥太華的人類博物館 (即現今加拿大文明博物館)和多倫多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館。
衛伯斯特女士因為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擔任保存助理的工作，使她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一九七五年當她回到生長的警報灣村落時，帶著堅定的信念，率領著一群人準備復興potlach的寶藏。在一九九○年，她終於在論戰中獲得勝利，隨後，成立烏米斯塔（U’mista）文化中心，以便收藏失而復得的物品。此中心由警報灣族群的成員管理，不僅提供了展覽的場地，也成為當地文化中心，並提供一些活動和語言教學的課程，主要將傳統文化傳承給下一代。
在博物館的收藏中，若要將傳統民俗文物歸返原產地，是個複雜的問題。當我邀請衛伯斯特女士參與名為「當地居民的文化重振：博物館與原住民」的會議時(此會議由人類學國家博物館主辦，為了慶祝「促進阿伊努文化和傳播相關阿伊努傳統知識的法律」頒發五週年)，衛伯斯特女士聲稱「要求所有被重要博物館收藏的當地寶藏歸還給合法的原主是不實際且沒有必要的」。她表明必須意識到博物館的角色，並強調藉由博物館的展覽得以讓更多人了解當地的文化，因此，在博物館與原住民間，這些具有意義的合作得以建立。她特別指明歸還potlach寶藏的意念從不是為了利用這些文物，而是希望修訂聯邦政府制定的不合理條款。不管如何，這個社區一直持續製作這些精美的物品，以慶祝重要的慶典。potlach的傳統如今徹底的在警報灣重建。此外，由於是行政議會的一員，衛伯斯特女士曾在加拿大文明博物館任職過。
這篇報導清楚的說明保存文化最重要的要點不是在於保存有形文物本身，而是製作文物的技能或能生產文物的知識。對博物館而言亦是如此。博物館不單單只是過去有形文物的收藏地，同時也是能在未來重建的無形資訊和知識的保存地。
有很長一段時間，博物館遭受了一些批評的聲浪，因為他們在展示舊文物時，有文化偏頗的意象（只呈現部分文化的影像）。這是因為博物館對於鞏固整個世界的視野有其貢獻。如果我們換一個方式來呈現文化，或許我們可以改變世界觀。但這並非全然。博物館具有負責收藏和發展無形文化遺產的性質，因此它可以提供一個論壇，在這個論壇裡，人們互相交流以發展他們的身份認同和驕傲、搜集他們的傳統以傳承給下一代，同時向世界展示他們的文化。結合這些活動，能確定對世界的演變有向上提昇的作用。誠如我先前所說的，這是博物館可以改變世界的方法。我深深的相信，博物館在無形文化遺產的保存和動態麕集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MUSEUM INTERNATIONAL,n∘221-222, vol.56, n∘1-2, p. 110,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