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世界著名的人類學家，墨西哥籍的Lourdes Arizpe擔任多項科學職務，其中擔任國家大眾文化博物館館長以及墨西哥國立大學（l’université nationales autonome de Mexico）人類學研究機構主任（l’Institut de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一九九四年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擔任文化事務副首長。她曾為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會員（Commission mondiale de la 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世界文化報告(les rapports mondiaux)科學委員會主席（一九九八~ 二○○○年）。自二○○年起亦擔任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主席（ISSC）。
【人類口述及無形文化遺產傑作宣言】（la Proclamation des chefs-d’oeuvre du patrimoine orale et immatériel de l’humanité）所產生最豐碩的成果為保存了每一項所選擇活動之整體發展方向。被世界認可的已經不僅僅是所利用的物品或是每項單獨的事件，而更包含了它們的歷史演變以及創造者、代表者和表演者的角色。這種全球性的認同，無論在何種特殊的文化環境之下，成為一種對當代文化行動的肯定。一條朝一個形成新世界文化的路徑被開啟，也就是說將創作形式以及不斷演進的人類溝通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視野去看待。
此宣言由於引起了政府及民間社會對遺產保存的注重，已造成不容忽視的影響。然而，由於必須考量到其他關於文化之國際條約，因此為了達到遺產保存等確切的目標，新的定義及新的機制必須從容地被擬定。
無形文化遺產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為了了解此一新的方法，必須論及所處時間與空間的概念。首先，必須要體認：所有無形文化遺產系人類實現之起源。由於思想、渴望以及利益促使他們去創作有形文化資產以及創造表現的方式。然而，個體無法獨立運作。他們必須在語言的、認知的以及規範性的價值系統中運作，而此系統便構成了社會及政治的環境，對其創造文化的能力產生了影響。這些環境為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表現方式所定義與規範。換句話說，對於每一個世代而言，賦予文化資產意義、方向的創意與在特定架構下之文化與資產呈現方式的形成過程息息相關。能劇和狂言（Nôgaku）、崑曲（Kunqu）、卡提亞達梵劇（sanskrit Kutiyattam）皆起源於藝術呈現方式（l’art de représentation）的共同架構，然而經過幾世紀，逐漸發展、形成分別表現日本文化、中國及印度文化。在一些例子中，例如墨西哥的冥節（jour des morts），兩種不同的文化融合為一個新的文化，被賦予意義，從此之後成為墨西哥文化的代表。正是這種相異文化之間的交融與回響造就了在思想、技術能力(savior-faire)、交流與合作領域人類偉大的傑作。事實上，大部分無形文化遺產皆為一系列外來文化歷史經驗與影響的結果。這些歷史經驗、影響能賦予鄰近文化區塊（communautés culturelles）新的意義，同時保存其本身文化的特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形文化遺產固有之流（flux）即為世界文化互通（intercommunication）的最佳呈現。在現行全球化架構下，當文化以賦予分散和在地化之文化現象以形式的方式於國際論述上（discours international）被具體化時，此一事實概念將見修改。藉著與其它文化的區隔，所有的文化團體皆形成身分認同之情感：它們既可以因其共同的文化遺產或者同質性而感到高興，也可以對其他團體表示對立或反感。文化多樣性，其人類架構的本質反應了世界上文化團體間的互動。在慶祝文化多樣性的同時，我們也慶祝各式人類團體間的關係。
此歷史程序在每個文化之中創造出了文化的一致性，在文化片段的加總之外更賦予文化以價值及意義。量子物理解釋今日的物理世界的方式可做一非常有趣的對比。此世界系以能量構成，在一特定空間與時間點上藉四種力形成我們所看到的物理世界。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說明：自從盤古開天以來文化能源總是在各種人類團體間流轉，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中具體化，並且在一特定之歷史時刻、空間中得到莫大的實現。
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特殊性來自經過考慮的選擇和各個團體藉由與其他團體區分而自我認同的意識。假若文化上較大的互動促成同質化，那麼整個歐亞地區將擁有同質性更高的文化內涵。文化、文明及帝國朝代在歷史上更迭陵替，然而由於某種程度的文化一致性對社會及心理是有利的，尤其對於兒童而言，活化喚醒了每個世代與眾不同的渴望。
當這種區分、這種特殊性在特定政治環境下被賦予特權或者遭到損害，這樣的程序將變得非常不一樣。目前的情況而言，文化的全球化進行得較經濟的全球化過程快速，結果是改變了幾個世紀前的世界政治結構。在新的政治哲學發展尚未能夠給予支持之前，文化與宗教已漸漸取代政治意識形態之主導地位。從近年來的事件中我們已觀察到其代價之大。然而我堅持說明此一過程有助於解釋為何全球化同時伴隨著文化當地化的趨勢，也就是各團體建立、索求他們的家鄉、或者在政治文化地圖上開拓一條屬於其文化、種族傳統或其宗教之新道路的行動。在這樣一張文化地圖的繪製上，某些他們選擇認同的身分元素被突顯、揭露，而其他元素則被極小化。在這樣的程序中，「選擇」常導致一明確的結果：在這個四海一家的世界中一個特殊文化、甚至是種族團體或者宗教之呈現、表現。
文化互動與庸俗化的危險
文化之間的對話在今日世界無所不在，以至於將其視為一種「常態的文化互動性」（interactivité culturelle permanente）也許為更適切的詮釋。一些最近有力的的數據證實這種互動性的節奏與規模。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UIT），在二○○一年的十億四千八百萬家庭中，有十五億九千五百萬個使用中的電視天線。平均三人看一台電視，這表示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也就是至少三十億人口，為看電視人口。另一方面，假若我們考慮到遷移和難民人口與一個大型的人脈網絡有所關聯，我們便能確定約十億人口與此遷移有關，並且有十億人口與觀光性遷移有關。新的電子通訊工具，也就是網路，在二○○三年估計有一億七千一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九十七個往展，並且網頁的數量約在十八至二十五兆頁。
如此常態的、日常的「文化互動性」在見證異質文化人口中產生一種結構上的超載，一如資訊的超載，是無可避免的，但其實存在更大的挑起個人焦慮的危險，因為文化扮演確保個人特質和行為模式基礎的角色。必須了解的是，敵人並非無可挽回地被國際通訊層級的可達性、視聽系統以及旅遊普及所餵養助長的「常態的文化互動性」本身。Tylen Cowen肯定地表示事實上這樣的互動性提供人們另一個逃離「地方暴政」的可能性，因為文化互動性更進一步提供了文化的「菜單選項」。但是Kwame Anthony Appiah，另一方面，卻小心防範重新確認了的身分認同形式下，可能泯除其他身分認同聲音之「新型暴政」。Appiah認為「在控制此一身分認同的帝國主義之時，絕不要忘了我們不僅僅是黑人、白人、黃種人或棕皮膚、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猶太人、基督徒、回教徒、佛教徒或儒家學說信仰者，我們也是兄弟和姊妹、雙親和孩子、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與左派人士、教師與律師、汽車建造者與園丁...別讓我們極端的身分將我們屈服聽命於新的暴政之下」。
有鑒於在通訊與媒體新創造出來的空間必須被填滿，並且新的表徵（représentation）必須被提議，新的敵人系文化的庸俗化。尤其系當文化活動中最顯著的部分被拔取，且其意義被掏空時最為顯著。這些所謂「精華」部分，確切地說，在被購買的那一刻起，便成為一個其內容被搾乾的消費性商品。在這方面，關於無形文化遺產以及文化多樣性必須特別加以留意。
所有的問題便在於探討文化是否能被化約為其組成的部分。經過許多年人類學家企圖建立「文化元素」（cultureme）清單、同樣的方式語言學家也將語言化約成「音素」（phonème），但他們最後得到的結論仍是：文化不僅僅是它們組成部分的總和。因此，為了建構他們的身分認同，文化不能被看待成擺放在超及市場中各種類別架上的商品，個人只消來到這裡選擇一種他們可能想要的商品。這種操作將導致我所謂的「文化不協調」（dissonance culturelle），這跟心理幸福認識上的不協調所產生之有害後果有關。尋求保持基本的文化一致性是絕對有理的，只要這個企圖，一如Mahatma Gahdhi所說，但只要不對其他文化關閉文化上的「我的」之門。
事實上，保存文化及他們的遺產不應造成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並形成一「新的暴政」。相反的，一如Amartya Sen 最近肯定地聲明：「對文化自由的否定、社會互動的孤立排除、個人身分認同的秉棄或者文化優先順序之缺乏可能代表一種剝奪，而這種剝奪是人類將反對、並且希望改善的。將文化的問題置於全球自由化的架構和人到價值的價值之下，我們可看到價值衡量的形成，而非環境、各種不同人類生活的文化面向」。
取而代之的，無形文化遺產的保存及文化多樣性意味著某種程度協調性保存，一種「文化準則」。有了它，人類得以保存與之息息相關的文化根源，但願它能在一開始便被賦予或採用，同時能自由採納在其他文化中他們認為合宜者。
這種一致的以及自由的結合應該依照層級被包括進去。國際視野為所有人在地方層級上的參考時，我們不可能隸屬於單一文化，或者一個單一宗教。事實上，如同Graig Calhoun所言：「單一語言與宗教正統派一直以來被視為正常，而複合語系、變異或者宗教上諸派混和論被視為畸形，並且必須加以解釋。」然而，人類並非貫性地居住在單一社會；相反的，一如人類歷史的過程所示，居住於複合社會或甚至藉由可能的接觸，得以以個體的身分在社會上得到最大的發揮反而是一項常見的事實。這表示了一個個體的經驗水平線，用現象學的術語來說，僅少有在同一個團體或者一個簡單類別中固定不動的。
將每個人定位於其分別之文化領域的類別只會導致一個「國家的聯盟，以及一萬個一觸即怒、貪婪並隨時準備一躍而起團體」，一如Brekenridge在他題為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最近出版的書中所言，她並在書的結尾說明：「這並非一種過人類生活的理想途徑」。
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身分的人，無論它們是屬於文化、種族、宗教、職業或國籍等等，在每一個個體的生命中互有交集。但我想要在這一點上有所堅持：並非所有的這些認同都在同一層級中產生。以這個角度去思考，是為了鼓勵「平凡文化症候群」，一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歸類的。相反的，效忠可以隸屬於不同層級。
事實上，在不同層級上的多重效忠，經過了過去幾個世紀，在現在而言仍然是個事實。在社會上，個體首先擁有一個與地點相關的身分認同，此身分認同可以符合或被一個語言的、文化的或宗教的身分認同所取代；第二是基於國家— 民族的身分認同；第三是一個文化區域的身分認同（例如歐洲聯盟）、次大陸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或者以較廣義的方式定義「西方國家」。國家的認同並不如人們前一陣子所預言的那般趨於消失，當代美國的情況可以作為說明。當一個政治的聯盟傾向於推展民主的權力於同一區塊中所有國家的人民時，區域的新的身分認同只會排擠國家認同，一如現今歐洲聯盟獨特的例子所示。無論如何，文化多樣性在在一個由多層文化、宗教團體、國籍以及最廣義的文化忠誠系統裡未來幾年中仍需被體會。
對於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樣的一個國際組織，其挑戰為能夠賦予所有的個體或社會以環境，使它們在這個多層級文化的世界中能夠表現及磋商（négocier）它們文化的情況（situation culturelle）。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無形文化遺產的保存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其認同和慶祝文化多樣性的努力、幫助發展新的政治模型息息相關。這些模型應該要為文化一致性護航，但不能落入文化保守主義的陷阱。因此，強調突顯文化自由的進歨是極為重要的。事實上，創作自由，一如一九九八年於斯德哥爾藦舉行的發展文化政策政府間會議，仍是我們為來文化工作的主軸。
（MUSEUM INTERNATIONAL, n∘221-222, vol.56, n∘1-2, p.130,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