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瓜石地區,現今在行政地理位置的劃分上,是屬於新北市瑞芳區的轄區,雖然在行政區域裡沒有正式的地名,但早已約定成俗,和九份一樣為一般人所理解,並稱為「黃金的故鄉」。其名稱的起源,可溯自日治時期昭和八年(1933年),由當時的臺灣總督府正式命名本區為「金瓜石」;而民間的認知則更早,其起源也更自然而貼切:源於西元1894年(一說1897年),在大金瓜地區發現露天的金礦脈,而露天礦脈的岩嶂類似一個金瓜的形狀,因此沿襲成名。大抵視覺的印象及體會,每每成為人們溝通與流傳的最基本語言,我們與金瓜石一頁傳奇歷史的相遇,也就從此展開。
事實上金瓜石聚落的發展和九份有如一胎雙生、息息相關,就連地名的命名也饒富趣味。在今天的九份地區找不到任何「九份溪」的溪流名稱,倒是在金瓜石地區有「內九份溪」、「外九份溪」湍流其間,此其一;其二是從地政單位蒐集到的史料顯示,金瓜石地區於日治時期的舊地名為「九份段」,九份地區的舊地名則為「庚仔寮段」,由此可見今天的金瓜石地區,先前或許即為原來的九份地區,又或者「九份」地名之謂,其實已經涵蓋今天的金瓜石地區。不論確切演變為何,都可說明金瓜石與九份這對黃金兄弟,有著非常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在今天探究金瓜石的歷史源起時,需要先有這一層相當基本的認識。
本區的發展歷史,約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起,於九份溪及金瓜石溪交會處及大竿林溪等處,開始有零星農田、茶園的闢墾;至光緒十四年(1888年),相傳先民入墾金瓜石,於埤尾建草寮五座開始耕作,即今之「五號寮」。而隔了2年,當時臺灣巡撫劉銘傳率領工人興築臺北、基隆間的鐵路,在七堵架設鐵橋(今大華橋)時,工人於河中發現砂金的蹤影,這是第一次較具體地披露金九地區有黃金蹤影的紀錄(連橫/臺灣通史)。而後有冒險家往上尋求金礦砂的源頭,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發現了九份金礦脈「小金瓜露頭」。
緊接著在發現小金瓜露頭的隔年,西元1894年(或稱3年後的1897年,年代久遠難以考證),金瓜石聚落後方的一處突起的岩嶂,也被人發現是一個露天的金礦脈,因形似一個金瓜,而被命名為「大金瓜露頭」。黃金的魅力是一般人難以抵擋的,在懷著淘金致富的夢想下,各方淘金客開始湧入,在石尾、樹梅坪、帽峰與內九份溪兩側,結草為廬,遂行金礦的露天開採。大金瓜山頭高度原本為海拔660公尺,在大量開墾及採掘的情形下,整個山頭足足降低了106公尺之多!對於這座如今已不復見、只存在於老一輩記憶中、年輕人只能耳聞的「大金瓜露頭」而言,其實正是金瓜石採金產業代表性的發韌之作。
前清時期,金瓜石地區自發現金礦脈後,金礦採掘大興,清廷設置了砂金署來管理;旋即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於甲午戰爭打敗清廷,於四月十四日訂定馬關條約,依約將臺澎地區割讓與日本。同年九月,日本當局即仿清制設「砂金署」於瑞芳,正式接管了這一塊黃金山城。金瓜石的發展自此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由於接管之初,部分抗日志士潛藏於金九礦區,作為對抗日人的基地之一,日本為求嚴格控管,並整頓採礦區的礦權與管理,於是在接管翌年,以經過雞籠山的正南北線為準,劃分為東西兩大礦區,東邊為「金瓜石礦山」,西邊為「瑞芳礦山」,即今之金瓜石與九份;日人田中長兵衛主持之「田中組」,於該年(1896年)10月20日獲東邊之金瓜石礦山礦權。日人藤田傳三郎主持之「藤田組」,也於同年稍早10月8日獲西區之瑞芳礦山礦權。金瓜石與九份也在此時明顯展開了不同調的發展過程,影響至今,也讓黃金兄弟倆呈現了大不同的發展面貌。
金瓜石礦區在官方系統的管理下,雖迭經主管單位的更換,但仍保持較有秩序的管理型態,主事者如田中組、後來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光復後的金銅礦物局,以及臺灣金屬礦業公司等,大抵都採有計劃的提供基礎建設、福利措施、與完善的職員、礦工照顧等,運用固定支薪的模式,來進行礦業的經營管理。工人的收入比較穩定、生活所需較齊備而完善,也因此金瓜石礦區的公共設施與採礦設備、廠房都相當進步。
而九份地區的瑞芳礦區,在藤田組不是很能掌握礦民特質與地方文化的情形下,經營不善,必須借重地方人士的協助,並進而轉變為開放出租礦區開採權,再逐步演變成經營權的賣斷,九份地區因此發展出生氣蓬勃、各憑本事的民營化經營型態。日治時期的藤田組以降,歷經臺灣人顏雲年氏、蘇氏、到臺陽公司等,都呈現這種百家爭鳴、活力十足的民營型態,相對也塑造了九份與金瓜石不同的發展面貌,足見政經歷史的演變與住民的生活型態等,都有其最直接的關聯性。
如果將金瓜石地區在日治的50年間(1895至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以來至金礦宣布停採的43年間(1945至1987年),以及停採至今的二十餘年間,分成三大階段來審視,可以發現不同的階段,分別對金瓜石地區的發產生不同意義、不同程度的影響。
日治時期,日人著重在對於地方資源的開發採擷,豐富的礦藏當然是主要的對象,基於此,達成最大產量的目標一經張舉,依日本民族的特性,會仔細地關照好各個環節,諸如設備、技術、制度、礦民管理等,可以說日本人為這塊地方建置了相當完備的開發基礎。時光推移,多年後的今日來切磋當時的時空背景,可謂其完成了相當程度的「貢獻」,多項實體的建設與人民的教化,與他們實際上掠奪而去的資源相較,可視為一來一往,堪稱扯平。
光復後時期,國民政府接管之後原則上仍延續先前的開發規模,且因應國共對戰與國際情勢,以及礦體本身漸趨匱乏的因素,採金與煉銅成為兩大並行的方向,並愈見消長之勢。從1948年成立金銅礦物局、1955年改組為臺灣金屬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1972年成立濂洞煉銅廠、1977年落成的禮樂煉銅廠等發展過程,都可見其演變的軌跡。
而自1987年正式宣佈金瓜石礦山停採之後,金瓜石地區的發展就呈現出起起伏伏的尷尬狀態。採礦事業結束必然導致人口外移、住民生活型態及結構改變等現象,黃金年代不再,黃金故鄉金瓜石似乎必然地趨於落寞。但是隨著民智更趨多元,精緻文化的需求與風氣適時揚起,金瓜石憑藉著其擁有的豐富遺跡,也像生命萬物一般,自然尋到了它的出路。隨著1989年侯孝賢「悲情城市」電影在金瓜石中山堂舉行全世界首映典禮;地方文史與藝文工作者、及學術研究單位等,逐漸重視本區豐富的歷史意涵,而舉行各式研究與研討;1992年王童的電影「無言的山丘」;1994年吳念真執導「多桑」;更多的公部門相關單位、社區營造團體等,各界就像是共同演出一場自發性的接力賽,一棒接一棒地將金瓜石地區另一個春天迎接出來,屬於金瓜石的多采歷史,其實仍然躍勁有力地不斷延續著。